然而,猜忌的阴云并未消散。曾国藩只能默默忍受,将更多精力投入战事。经过多年苦战,同治三年,湘军终于攻克天京,平定太平天国运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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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站在天京城头,望着满目疮痍的城市,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深知,这场胜利来之不易,但未来的路依旧漫长艰难。
不久后,天津教案爆发,曾国藩奉命前往处理。他面临着巨大压力,一方面是法国等列强的威逼,要求严惩“凶手”,赔偿巨额损失;另一方面是民众的激愤,指责他卖国求荣。
在与法国公使谈判时,法国公使傲慢地说:“曾国藩,你们必须满足我们的要求,否则,后果自负!天津发生这样的事,你们必须给个满意的交代,不然我们的舰队可不会坐视不管! ”
曾国藩强压怒火,冷静地说:“公使先生,我们会公正处理此事,但也请贵国尊重事实,不要提出无理要求。不分青红皂白就武力威胁,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。况且,此次事件的起因,贵国传教士的行为也有失妥当之处。”
然而,在复杂局势下,曾国藩最终还是签订了屈辱协议。消息传回国内,他遭到铺天盖地的指责和谩骂,昔日的功臣成了众人口中的卖国贼。
曾国藩心力交瘁,回到家中整日沉默寡言。赵烈文看着日渐憔悴的曾国藩,心中满是担忧。
“大人,您不要太过自责,此事错综复杂,实在难为您了。”赵烈文安慰道。
曾国藩苦笑着说:“惠甫,我一生追求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如今却落得如此骂名,我这一生,到底是对是错?我一心为朝廷,为百姓,可为何换来的是举国骂名?”
同治十一年,曾国藩在郁郁中病逝。他的一生,在乱世中力挽狂澜,却也在时代洪流中饱受争议。他是传统士大夫,怀揣理想抱负,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,虽未能改变历史走向,但他的坚韧、智慧与挣扎,都成为那个时代的深刻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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